圣人务静之圣人致力于清静无为按《老子》第十六章曰“致
(13)圣人务静之:圣人致力于清静无为。按,《老子》第十六章曰:“致虚极,守静笃。……夫物芸芸,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,静曰复命。”第二十六章曰:“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。……轻则失根,躁则失君。”第四十五章曰:“静胜躁,寒胜热。清净为天下正。”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曰:“得道者必静。静者无知,知乃无知,可以言君道也。”施子美曰:“治之所尚者异,则治之所成者亦异。圣贤之心,均于求治也,而治之所尚,则有道有义焉。圣人者,道之管也。圣人惟以道化人,故其为化,一本于无为。此所以务有以静之也。”朱墉引王汉若曰:“‘静之’,‘之’字指天下言,‘静’对纷扰看。或扰以干戈,或扰以征敛,或扰以刑罚,或扰以嗜欲。民生愈促,而国势亦因之不安矣。”国英曰:“圣人务静,静而后能安,是大智不智,大谋不谋,身分才识深远,不动声色,转乱为治,转危为安,无诛邪伐暴之形,而消未萌之患,古今治国平天下者胥不外此。”
(14)愚人不能正,故与人争:意谓昏君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,所以才与民众争利。按,《老子》第二十二章曰:“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第七十三章曰:“天之道,不争而善胜,不言而善应,不召而自来,然而善谋。”第八十一章曰:“天之道,利而不害;人之道,为而不争。”朱墉《直解》曰:“愚人,后世人君也。与人争,用权势制人也。”又引尤尺威曰:“愚人,即今时人君,其与人争,亦只是不能正己以率物,而强致其向化也。”
(15)大失:刘寅曰:“大失者,国家之政令大失也。”
(16)“天下之人如流水”四句:意谓天下人心如同流水,阻塞它就会停止,开放它就会流动,让它保持安静就会清澈。障,阻碍,阻塞。施子美曰:“物有自然之势,民有自然之性。民心无常其已久矣,而其性则有自然者,譬之流水焉,或行,或止,或清,皆其势之必然也。止非自止也,不之决也,障而后止。行非自行也,不之遏也,启之而后行也。至于静而不之扰,则必还其清矣,此其势也。至于民之为性,亦固静也。古之论治国者,谓若烹小鲜,慎勿扰之,则天下之人,必贵于安静也。安静则治,亦犹水之静而清也,此性之自然也。苟或拒之则必止,导之则必行,亦犹水也。昔之论以民为鉴者,尝谓人无于水鉴,当于民鉴,则民性所存,尤过于水也,可不欲使之清乎?人性之欲静也如此。”朱墉引《明说》曰:“以流水喻天下人者,正见人心向背不常,可以后,亦可以仇。”又引《翼注》曰:“抚则后,虐则仇,从古不易,而无如晚近之主,拂民以从欲。惟圣人则善于防微杜渐。”
(17)圣人见其所始,则知其所终:朱墉引《指南》曰:“其始其终,是就民心向背处说。见其始向即知其终之必归,见其始背即知其终之必去也。圣人不止是能见,惟圣人能主张挽回,使有向无背。”
(18)“天有常形”四句:意谓上天有恒常不变的现象,民众有恒常不变的生活。与天下百姓共同遵循繁衍生息的准则,天下就会清净。刘寅曰:“天有恒常之形体,民有恒常之生意。天之常形,谓春而生、夏而长、秋而成、冬而藏也;民之常生,谓春而耕、夏而耘、秋而敛、冬而息也;能与天下共其生生之理,而天下自静矣。”朱墉引《注疏》曰:“其生民之生也,苟上不能体民之生而共之天下,即从此多故矣,亦安能得其静乎?惟上自思其生,即思下之所以生,必不使己饱而民饥,己暖而民寒也,己逸而民劳也,则天下之人必各安其居,各乐其业,而相亲相爱,不期静而自静矣。总见欲天下之静,不必于民生外求之,须知是极易的事,又是极难的事。‘共’字内有许多实际处,不可空空言‘共’也。”又引《句解》曰:“‘共’字是以天下之生还之天下意,因之即务静也,化之即务正也。”又引《醒宗》曰:“衣食财物天下所恃,以有生者也。惟人主独敛之,以自生而不与天下共生,则天下且起而叛之矣。”又引《开宗》曰:“此言民心向背无常,惟与天下共其生,而后天下可静。”
(19)“太上因之”三句:意谓最好的方法是顺应民心以统治人民,其次是通过政教手段以感化人民,民众受到教化就会服从政令。刘寅曰:“太上者因民而成治,其次者用化以成俗,夫民化于下而从人君之政。”因,顺应。按,“因”是战国秦汉黄老道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,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领域。《管子·心术上》曰:“道贵因。”《吕氏春秋·贵因》曰:“三代所宝莫如因,因则无敌。”《决胜》曰:“凡兵,贵其因也。因也者,因敌之险以为己固,因敌之谋以为己事。能审因而加胜,则不可穷矣。胜不可穷之谓神,神则能不可胜也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曰:“故善者因之,其次利道之,其次教诲之,其次整齐之,最下者与之争。”《六韬》除了此处论及“因”外,还在《三疑》第十七中说:“武王问太公曰:‘予欲立功,有三疑:恐力不能攻强、离亲、散众,为之奈何?’太公曰:‘因之,慎谋,用财。’”
(20)“天无为而成事”三句:意谓上天看起来似乎无所作为而万物自会生长,民众看起来并未获得施予而生活自能富足,这就是圣人的德行。按,《老子》第五十七章曰:“故圣人云:‘我无为,而民自化;我好静,而民自正;我无事,而民自富;我无欲,而民自朴。’”施子美曰:“盖天之生斯物也,本以无心也。天而有心,则劳而不遍矣,孰若任以无为而化以无迹,使事自以成耶?孔子曰:‘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’此天以无为而成事也。民无与而自富,是又至治无功也。老子曰:‘我无欲,而民自富。’则欲民之富殖者,不可或求其功也。求所以富之,则反以劳之矣。此所以无与其事而使彼自富也。昔者尧之为君,法天而治也。……天惟以无为而成事,故尧之于民亦然。……尧之所以无心于民者,一如天之于物也。故曰尧仁如天。”刘寅曰:“事,犹物也。民无所与而自致富,谓不夺其时,薄其赋敛,使民安其田野,家给人足,是无与而自富。”朱墉引尤尺威曰:“‘无与’兼‘不能与’、‘不必与’二意说。不有以困苦之,则自家给人足;如必待与而后富,其富反易穷矣。”又引徐象卿曰:“民原自有富,我不取便是与。言‘无与’,直是我无取也。”
(21)“公言乃协予怀”三句:意谓你的言论甚合我意,我一定每天早思晚念,永不忘怀,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准则。协,合。朱墉《全旨》曰:“此章见圣人之治天下,总一无为之化,不多事以扰民,而民自相安于无事。圣人非无所守,操持于形迹,日求万物之治而不得其治,常守于无为,无心于万物,而万物不知其所以化而万物自化,此其量直与天地同其悠久,且不居其功,善藏其用,亦与天地匹休焉。然圣人亦非一无所事也,集贤人以为万国,统纪所由成,陈政教以顺民俗,平定所由,始因性而化,立表率物,圣世所以无扰也。彼劳力烦刑,令上下不安,其生只见其大失而已,又乌能与人争哉?民心原自无常也,而生生之理亦在其身,圣人见始知终,不过还民之所应有,使农在畎亩,妇在机杼,不必有所赐与而自富,故惟是因之化之,即静之之谓也,此真治国之常经也。”孔德骐说:“人君在施政治理国家时,要使人民不知不觉地适应客观外界的变化,这就是无为而治的政治。这种治世之道,必须千方百计地去寻求,牢牢地掌握和精心地运用。这是为政最根本的道理。要实行无为而治,它十分强调要顺乎自然,合乎民心。……圣贤若能认识和掌握这个道理,使人民的生活像天体运行和春秋四季的更替一样有条不紊,那么,实现长治久安就不难了。”“国家、社会、人民,总会有邪恶、乖异的东西产生,这就需要施以教化,做‘群曲化直’的工作。为此,《六韬》提出,在做法上需要注意三个问题:一是所谓‘圣人务静之,贤人务正之;愚人不能正,故与人争’。即古语所说正人先正己的道理。二是‘太上因之,其次化之’,就是要因势利导,尽量通过教化而使人归顺,反对采用强制手段以折服人。三是不能刑罚繁多,刑罚繁多则民心忧惧,民心忧惧就会流离逃亡,上下不安。这几个方面做到了,就会出现‘各乐其所,人爱其上’的局面。”黄朴民说:“本篇论述治理国家的大政方略。作者主张君王清静无为,顺应民俗,使民各乐其所,具有相当浓厚的道家思想影响。具体而言,文中指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,首先必须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,只要顺其自然,合乎民心,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。其次是对民众要实行教化,进行‘群曲化直’的工作。为此要注意正人先正己,‘圣人务静之,贤人务正之。’强调因势利导,通过教化使人心归顺,‘太上因之,其次化之’。同时应简省刑罚。这样,‘民化而从政’,‘无为而成事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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