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柔而静”五句：意谓柔和而清净，谦恭而严肃，能强又能弱，隐忍又刚强，这四种品质是古代圣贤要提倡的。施子美曰：“柔不能静，其失也懦。惟柔而静，然后为能定。恭不能敬，其失也矫。惟恭而敬，然后为得礼。以是而修身，其德斯为至矣。太强则折，故强必济于弱。太忍则懦，故忍不专忍，必济以刚。以是而待人，其德为兼备矣。”朱墉引《合参》曰：“道谓治国安民之道。四者……未便是道，乃是开手入门处，故曰道之所起，又须知柔恭强忍，亦是人皆有的。盖惟柔而静，斯能有守；恭而敬，斯能严畏；强而弱，斯能有容；忍而刚，斯能有为。自治治人，应事接物，允执厥中道，从此起矣。”孔德骐说：“‘道’，也是《六韬》社会观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认为它是使人民生利、致富的道理和方法。‘能生利者，道也。’但‘道’并不是容易得到的。‘见善而怠，时至而疑，知非而处，此三者，道之所止也。’认为这三种情况是‘道’快要熄灭的象征。一位圣贤，如要得‘道’，必须做到：‘柔而静，恭而敬，强而弱，忍而刚，此四者，道之所起也。’这是取得‘道’的修养，其目的是劝说地主阶级要约束自己，不要像过去奴隶主贵族那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奴隶。因此，‘道’也是其社会史观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与老子唯心主义的‘道’的概念是不同的。”

“故义胜欲则昌”四句：意谓所以正义战胜私欲，国家就昌盛；私欲战胜正义，国家就灭亡；严肃战胜怠惰，国家就吉祥；怠惰战胜严肃，国家就灭亡。刘寅曰：“义者，心之制、事之宜，乃天理之公也。欲者，目之于色、耳之于声、鼻之于臭、口之于味、四肢之于安佚，乃人欲之私也。敬者，整齐、收敛、主一、无适，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。怠者，心志怠惰、处己接物，皆不能致谨也。”钮先钟说：“这一篇是被作者认为‘至道之言’，可以想见其对此篇之重视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其思想似乎是以道家为根源，但实际上，并非如此单纯，因为他并不主张‘无为’；反而言之，他却强调应勇于改过迁善，并且不可错过时机。”

文王卧病在床，召见太公望，太子姬发在旁边。文王叹息道：“唉！上天将要抛弃我，我死后周国的事务就交给您。现在我想从您这儿学得至理名言，以便明确地传给子孙后代。”

太公问道：“君王要问什么？”

文王答道：“古代圣贤的治国理念，特别是他们废弃什么，又提倡什么，可以讲来让我听听吗？”

太公答道：“明知善事可为却心生怠惰，时机到了却疑惑不决，明知有错却不去纠正，这三种行为是古代圣贤要废弃的。柔和而清净，谦恭而严肃，能强又能弱，隐忍又刚强，这四种品质是古代圣贤要提倡的。所以正义战胜私欲，国家就昌盛；私欲战胜正义，国家就灭亡；严肃战胜怠惰，国家就吉祥；怠惰战胜严肃，国家就灭亡。”

六守第六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国主民者，其所以失之者何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不慎所与也。人君有六守、三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