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篇分成三大部分：

第一部分到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。从“方术”与“道术”的区别说起。言及“道术”无所不在，需要自我体悟，而不是遵循规则。说明“道术”并不能用“方术”来推知，所谓的“圣王”的法度都不过是源于“道术”，并不是“道术”本身。上古之人称为“天人、神人、至人”，无外乎他们合乎本性，所行所为就不会偏离大道，因其“明于本数，系于未度”，所以留下了外在方法。圣人、君子无从得知“道术”的根本，只能从遗留下来的“末度”去推算“本数”，试图从“民之理”中找寻大道，去构建规则。但是这些所谓的规则，不过是天道的运行时呈现出来的不同模式，并不能适用于万事万世。到了战国，这些规则就被打破。众说纷纭，舍本逐末，各以其说为天道，自立规则，反而造成了道术的分裂。

第二部分到“古之博大真人哉”。分别论述墨翟、禽滑厘，宋钘、尹文，彭蒙、田骈、慎到，关尹、老聃四种学说。这四种学说是逐渐靠近大道的：

墨翟之术兼爱世人，救人于水火，反对形式，讲求实用，是对民众性命的保护。缺点在于只求保住性命，是乱世中的需求，却忽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才是其天理所在，用规则来约束本性，压制性情，是不能顺应民众的自然需求的。因此墨翟虽有爱人之心，但过于约束天性，不得大道。

宋钘之道，通过忽略荣辱来控制情性，以不受外物的影响求取内心的平静，为“心之行”。相对于墨子的学说，宋钘的学说更为平和，依靠精神内修来取得本性的舒展。但只是把墨子学说的外在约束变成了内心约束，仍然不得大道。

彭蒙之道，放弃外物的制约，剔除荣辱的概念，去除是非，齐同万物。看似没有约束，用脱离尘世的、无所感觉来求得形神的独立。实际是孤立于世界之外，未能顺应民众的自然需求，因此是“死人之道”。执着于超脱，结果只得到道的外形，没有得到道的本质。

老聃之道，顺应物性，混同于民众之中。宽容待人，不剥夺民众天性。这是真性的表现，关尹、老聃已经能执守大道，混同于人世之中了。但它们的行为只可以自修为真人，安处于浊世。对于已经混浊的俗世而言，老聃的学说并不能影响民众，使之发现自我本性。

在这一部分中，各家学说都在寻求脱离外物约束，去靠近人的本性。由墨翟的外在约束救性命到宋钘内在约束求平和，再至彭蒙放弃约束而无知觉到老聃顺应约束求本真。是物从外形存在到内在保有，至于放弃内外，最终形神俱全过程的体现。但这不是万物同化的最终状态，因此也不是道。

第三部分到篇末，用庄子的思想来解释什么是近乎道。庄子意识到道是处在运动之中的，变化无穷，从规则上去了解道，是以有穷追逐无穷，永远没有结果。庄子的化人之道在于引导世人自我体悟，放开眼界，无心而有性，任性而无为。

下文“惠施”一段，很多学者认为与本篇无关。谭介甫《现存庄子天下篇的研究》就认为这一段可单独列为“惠施”篇。从文意来看，本段并不适宜单列。其中的内容正可以用来证明庄子思想合乎天道之处：“惠施多方”说明总括天下的方术，也不能回复天道，天道并不能通过方术去寻求；惠施“历物十事”的辩题认识到万物是处于运动中的本质问题，也是我们了解天道变化的出发点；篇末庄子对惠施的慨叹，是庄子对名家的惋惜，以其严密的逻辑、超脱的眼光，看到道的运动本质，却走向道的反向，不得不使人感慨“道术”的根本并不在于深辨巧智，而是保有纯朴自然的本性。

“道术”是不可以说明，也不用辩论的。可惜世人不能发现自己的天性，庄子还需要用荒唐无端的言论来引导和触发世人的本性，使其感悟“道术”。这也是庄子以为自己之道也是“方术”的原因所在。

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，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！古之所谓道术者，果恶乎在？曰“无乎不在。”曰：“神何由降？明何由出？”“圣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于一。”不离于宗1谓之天人11；不离于精1谓之神人13；不离于真1谓之至人1以天为宗，以德为本1以道为门1兆于变化1谓之圣人；以仁为恩1以义为理2以礼为行2以乐为和2熏然慈仁2谓之君子24；以法为分2以名为表2以参为验2以稽为决2其数一二三四是也2百官以此相齿30；以事为常3以衣食为主，蕃息畜藏3老弱孤寡为意3皆有以养，民之理也3

方术：一方之术，一种学术或技艺，和后文“道术”相对应。

以：认为。有：怀有。不可加：无以复加。

道术：本然之术，这里指符合天地自然之道的普遍之术。

无乎不在：无处不在。《外篇·知北游》里庄子与东郭子问答，东郭子问：道在哪里？庄子答：无所不在。